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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产是富人的财富,是中产阶级的债务“纸牌屋”

    发表时间:2020-01-29 信息来源:www.pop-demo.com 浏览次数:1632

     

    中产阶级群体的增长被认为是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稳定的基石。然而,近几十年来,全球中产阶级的衰落似乎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于2007年,中产阶级在经历了十年的去杠杆化风暴后崩溃了。

    日本的泡沫危机爆发于1991年。在“失落的十年”中,中产阶级大量消失,逐渐走向“M型社会”。

    在过去10年全球经济货币化的宏大叙事中,中产阶级享受着财富扩张的盛宴;然而,在2019年,交响乐逐渐消失,明斯基总是隐约出现,这取决于歌曲结束后谁还在喝醉和昏昏欲睡。本文从经济基本规律的角度分析了影响中产阶级财富和收入的五大因素,即房地产、货币、股票、税收和失业。

    Currency | Finance “铸币税”和倒U型曲线

    美国劳工部在1918年发起了“拥有自己的房子”运动。20世纪60年代,约翰逊总统提出了“伟大社会”的目标,并决心为美国人的“家园”而努力。乔治布什总统提出了“美国住房梦”计划,并引入了《美国梦首付法案》来鼓励次级贷款。

    事实上,住房是人们定居的地方和精神家园。拥有住房应该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因此,房地产是无辜的,货币是魔鬼,而房价问题的实质是货币问题。正如布什总统的“次级抵押贷款计划”是中产阶级的噩梦一样。

    住房社会化是最理想的机制,但很少有国家能做到;住房市场化是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最有效的机制。住房货币化是最糟糕的机制,美国、日本、欧洲和中国不可避免地走上了高维生存的道路。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总统里根和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共同领导了“里根周期”。“里根周期”(Reagan cycle)本质上是一种主导全球经济秩序的金融资本主义,即强势美元与高债务并存,金融繁荣与工业衰退并存,财富集中与中产阶级空虚并存。

    从那时起,世界各国跟随美国走上了货币统治、金融统治、债务扩张和财富分化的道路。

    在美联储和信息技术强势美元的推动下,华尔街金融吸纳了金融资本和大规模金融衍生品,席卷全球制造业、技术、制造业和农业市场。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金融巨头和金融精英手中,而在实体经济中工作的劳动中产阶级的收入却在下降。

    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从1997年到2009年,美国家庭的中值收入增加了13%,这意味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加了13%,但经过通胀调整后,实际可支配收入反而下降了。该研究还显示,美国中产阶级的个人资产缩水超过了他们的收入。从1971年到2011年,中产阶级收入中位数下降了5%,但同期净资产中位数从近13万美元下降到9.3万美元,下降了28%,资产减少了近30%。

    在金融资本主义体系中,发行货币的权利是集中或掠夺财富的“金杖”。无论谁拥有这种“金权杖”,都可以统治世界,从大量“铸币人”那里收集铸币税,并收集数十亿财富。

    在全球金融结构中,美国控制着最高权杖,并通过美元从世界各国收集铸币税。在各国的金融体系中,谁控制中央银行,谁就控制着国家的财富分配权。

    为了实现财政扩张和债务扩张并促进投资,政府通常通过将财政赤字货币化来融资。从本质上说,这种方式是通过发行货币向全体人民征收铸币税,这样全体人民都将为此买单。

    这种“直升机撒钱”的方法表面上看起来在所有人之间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非常不平衡的。国有企业、房地产、基础设施、金融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以及与政府相关的信用良好的个人可以获得巨大的“货币红利”。怎么

    当大量资金流入市场时,这是一个传导过程,不会立即导致市场价格(通货膨胀)的普遍上涨。货币盈余领域的价格通常会先上涨。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指产品价格的上涨不会导致所有要素的实际收入增加,而是会导致产品密集使用的要素的实际收入增加,而没有密集使用的要素的实际收入反而会减少),这一领域从业者的收入会增加,而货币贫困领域的收入可能反而会减少。

    当广义货币大规模增加时,基础设施、房地产、金融、银行、股票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更有可能受益,而软件、设计、餐饮、零售、知识产业和一般服务产业的收入将因资产价格上涨或通货膨胀而减少。不幸的是,大量中产阶级生活在后者。

    其次,货币过剩导致资产价格上涨,中产阶级的大量财富被新需求的房地产所吸收(第二部分讨论)。

    第三,过度的货币导致普遍的价格上涨。由于工资的粘性,工人阶级的工资不能立即上涨,或者上涨的比例没有价格高。与此同时,中产阶级拥有很大一部分急需的消费,这相当于购买力下降和财富缩水。然而,相对较低比例的富人的正当消费几乎没有影响,从而扩大了贫富差距。

    在法国,在过去的30到40年里,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率落后于住房、水、电、燃料和其他商品的价格。因此,目前中产阶级每月承担的“强制性开支”的比例有所增加,他们的自由支配资金的比例有所下降,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强制性支出”包括每月偿还住房贷款、各种税收、保险、租金和其他无法减少的支出。调查结果显示,1979年,“强制性支出”平均占法国中产阶级月支出的21%,但这一比例在2010年上升至38%。在此期间,中产阶级的“强制性支出”比例也从20%上升到32%。

    金融资本主义对中产阶级的第二个毁灭性武器是金融资本攫取工业资本,导致真正的工业和中产阶级被掏空。

    经济学家将库兹涅茨曲线应用于金融业,发现金融发展和贫富两极分化也呈倒U型曲线。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触发一定的门槛,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加剧。

    根据历史数据,美国的贫富差距始于20世纪80年代里根大循环时期的金融资本主义。

    中央银行和信贷银行的大规模货币能力和各种金融衍生品的创新促使金融业从实体产业中收集“铸币税”。金融业已成为一个盈利阶层,而真正的行业已成为借款者,这实质上是一种租金模式。

    因此,在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打击下,中产阶级的收入差距扩大了。次贷危机期间,美林首席执行官塞恩年收入1500万美元,贝尔斯登首席执行官凯恩在破产前收入1100万美元。在2000-2005年期间,华尔街的金融精英赚了很多钱。美国经济增长12%,劳动生产率增长17%,但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仅增长3%。

    由于金融向实体经济释放了巨大的货币能力,导致市场价格扭曲,一些实体经济企业主在跨期调整中判断失误,经常扩大生产能力或增加投资,从而增加了实际经营的风险,导致一些实体企业、企业主和工人阶级的收入下降。

    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信用指数低和可靠抵押品不足,中小企业和中产阶级无法像大企业和富人一样获得足够的贷款。他们自然成了“钱穷”的一方,只能被动地接受西方的不幸

    中央银行的货币体系、金融体系、政府金融体系、有限责任公司体系和代理体系组成了一个庞大而脆弱的体系。

    以次贷危机为例:

    美联储大幅降息,释放流动性支持中产阶级甚至低收益贷款;以雷曼兄弟为代表的华尔街金融机构发放了大量次级贷款,让底层民众买房。

    与此同时,联邦政府挺身而出,做出含蓄的保证。美国最大的两家抵押贷款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负责从金融机构购买贷款合同,然后打包在金融市场出售。如果发生危机,美联储将充当这些金融机构的最后贷款人,触发货币来抵消坏账。

    事实上,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确实出面向房利美和房地美、高盛、花旗和其他巨头提供贷款。真正的受害者是广大的中产阶级。雷曼兄弟只是他们弃车和保护自身利益游戏的受害者。这种金融化的经济体系刺激金融巨头不顾洪水和奢侈品,冒疯狂的风险,赚很多钱。愤怒的美国人占领了华尔街,许多年后,他们用自己的选票制造了“特朗普现象”,传统的当权派失去了地盘。

    如果一个国家的广义货币平均增长率>财政收入增长率>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那么这个增长率就超过了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领域,表明了巨大的“货币红利”。然而,没有获胜的情况更糟。如果我们继续扩大货币和金融,继续投资刺激经济增长,那么更多的货币投放肯定会加剧贫富分化,增加中产阶级的财富风险。

    在封闭的市场中,当资产泡沫达到一定程度时,对于中产阶级来说,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当地货币篮子里。然而,富人有更多的方法在世界各地配置资产,以避免汇率风险,促进财富保值和增值。

    经济体系的金融化打击了整个国家的财富。金融部门的供应方改革是解决这一长期问题的关键。

    房地产|债务《纸牌屋》和《走出家门》

    美国住房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最终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甚至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的财富大幅缩水。高失业率和沉重的债务负担导致全球中产阶级遭受毁灭性打击。美国累计失业人数超过800万,多达200万美国家庭因无力支付抵押贷款而失去家园,从而成为中低收入群体。

    根据斯坦福研究所的数据,美国中产阶级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遭受了巨大损失,约占其总财富的四分之一。然而,在这十年里,中产阶级的财富收入下降了,而富人群体的财富却增加了。

    主要原因是大多数中产阶级的财富被用来买房。将太多财富分配给房地产的风险相当于把大部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在美国,房地产约占家庭财富的34%,而中产阶级的数字要高得多。中产阶级购买住房往往有更大的抵押贷款比率,因此他们的财富更少。随着住房抵押贷款问题的出现,房价下跌对中产阶级的净财富的伤害将远远大于对富人的伤害。

    更悲惨的是,在危机期间,数百万中产阶级家庭不得不将房屋归还银行或低价出售,这也导致了随后的房地产复苏,并没有真正惠及这些人。然而,由于财富分配相对分散,富人受次贷危机的影响较小,在危机期间,富人和拥有充足现金流的机构也纷纷拆下财产。

    金融危机也对欧洲国家的中产阶级产生了巨大影响。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国的大量中产阶级失去了工作和住房,这一度引发了主权债务危机和社会动荡。经济和收入增长最为稳定的德国,其中产阶级有所萎缩。2010年,德国中产阶级群体的比例

    经济泡沫危机爆发后,日本中产阶级的财富规模立即“崩溃”,给日本这个世界上最勤劳、压力最大的工人阶级带来沉重的债务和痛苦。日本着名管理科学家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在其《M型社会》中指出,2015年日本80%的人口已经落入中低收入群体。

    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发现,随着资源的重新分配,由于竞争力的丧失,中产阶级减少到了中低阶层。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在中间突然有了很大的差距。像“M”字体一样,整个世界被分成三个部分,左边更穷,右边更富。然而,中间部分突然掉了下来,消失了。

    因此,经济危机,特别是房地产危机,掠夺中产阶级的财富远远超过富人。经济增长的收入流向了富人,尤其是富人中的超级富人。西方社会呈现出“集体衰落”的趋势。

    房地产是富人的财富和投资,但对中产阶级来说,它只是具有投资属性的“消费品”。

    中产阶级的房地产实际上是债务的“纸牌房子”。它财富的背后是债务。债务是真实的,而财富只是纸上谈兵。

    房地产属性的不同定义直接导致房地产投资中产阶级和富人之间的风险偏差。

    富人可以根据房地产市场灵活选择,而中产阶级受到非投资因素的影响,如子女的教育、婚姻、社会习俗、租金等。购买房子的选择非常严格。通常情况下,这并不取决于积极把握投资机会,而是被动地取决于财富自我积累和房价趋势之间的巧合(运气)。这样,与富人相比,中产阶级更有可能在房地产领域失去财富,背负高额债务。就像现在的购房者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只是需要帮助,不得不接受如此高的房价,承受极其沉重的抵押贷款负担。

    房地产,承载着中产阶级几乎所有的财富、梦想和幸福。如果房价崩溃,中产阶级的梦想就会破灭。

    同样的味道,同样的食谱。

    失业|股票“稳定就业”和“工作贫困”

    在西方国家,就业几乎是中产阶级唯一的收入来源,也是维持财富和中产阶级生活的关键。换句话说,失业对中产阶级家庭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而长期失业是致命的。

    在1929年和2008年,两次世界经济危机都导致大量美国工人失业,许多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失去了没有收入的房子而流离失所。

    因此,在“六个稳定”的工作要求中,稳定的就业是第一位的,甚至在稳定金融和外贸之前。这足以表明,就业(失业)这个我们没有太注意的问题,现在甚至将来都将变得极其重要。

    根据奥肯定律,如果经济向下波动,中产阶级的失业率将会上升。由于工资的刚性,如果企业主对他们的期望感到悲观,他们通常会选择裁员而不是减薪来降低成本和规避风险。因此,当企业生产能力萎缩时,很有可能导致劳动中产阶级失业。

    失业率上升,劳动力市场供应增加,工资将进一步下降,因此劳动中产阶级不得不接受低薪工作以维持生计并支付抵押贷款,这是讨价还价游戏中的弱点。

    这样,劳动中产阶级表面上有“稳定的就业”,但低薪工作的收入可能不足以维持合理的生活质量,如陷入“工作贫困”。

    从就业到失业,再到“工作贫困”,这是中产阶级经济重返贫困的常规方式。

    关注“稳定就业”,更加关注“工作贫困”。

    股票是中产阶级仅次于房地产的第二大投资项目。

    然而,由于房地产几乎透支了两个中产阶级家庭(包括男性和女性)和三代人(三代孙辈)的财富,可以投资股票的资本数额非常有限。

    因此,在股票市场上,中产阶级只能扮演一小部分人的角色;然而,西方国家的股票市场主要占主导地位

    由于分散的财富和资本数量少,财富的边际倾向高于富人,投资回报的预期高于富人,可以有选择地降低。因此,选择一些高风险的股票并在高仓位操作是很容易的。它不愿意在获得一定的回报率(达不到预期)时退出,在亏损时不及时停止亏损,并试图通过盈利轮频繁操作来提高回报率。

    受边际财富倾向定律支配,无论投资者如何警告“不要频繁操作,获利机会很少”和“及时止损”,无论他们如何责怪自己吸取教训,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实施中小亏损。

    因此,中产阶级和小部分分散的人试图从股票中获利实际上是一项违背法律和人性的艰巨工作。

    股票和失业通常有某种联系。股票灾难通常影响实体经济,导致消费和投资减少,从而影响家庭收入和就业的稳定。一些中产阶级家庭经常面临股票损失和失业的双重风险。近年来,许多人周围的一些家庭由于股票市场的失败和丈夫的就业困难而陷入被动。家庭中的妇女不得不放弃全职母亲的工作,选择在工作场所工作来弥补家庭开支。

    Tax | Social Security “大规模减税”和泛函金融

    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认为,关注增税、减税和税率不是最重要的,而是税制的决策机制。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集中征收直接税,包括所得税和财产税,而一些国家实行间接税,如增值税。

    直接税,如财产税,对富人征收更多的税,然后转移给低收入者,这有利于社会公平。间接税似乎是最公平的,没有“劫富济贫”,但事实上它们不利于税收转移支付的效率。由于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在刚性消费上的支出比率很高,这相当于他们的税收收入比率高于富人。从边际上看,中产阶级和低收入人群承受着更重的增值税负担。

    科技企业、知识创新企业和高端服务企业,这些企业上游采购量少,员工工资和奖金多。因此,他们找不到足够的发票来抵消,因此他们承担了大量直接税。如果初创企业、中小企业和无利可图的企业有大量库存,这就意味着企业不仅会亏损,还会承受沉重的税收负担。

    这样,大量受雇于科技企业、知识服务企业和中小企业的中产阶级以及创业型中产阶级就承受了相对沉重的税收负担。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如果只有数千万工人阶级缴纳了数万亿的个人所得税,而没有征收财产税等所谓的闲置阶级财产税,而资本收入、财产转移收入和附带收入的20%税率低于个人所得税税率,就会导致“重劳动税轻资本税”,工人阶级的平均税负更高,导致税收不公。

    由于市场的全球化,富人财富的转移极其方便。政府一般不敢大规模提高富人的税收,担心富人会将其资产转移到海外。因此,大量税收负担只能留给“无力”的中产阶级和中小企业。

    许多国家的税收无法支持财政支出,政府不得不通过发行债券、土地货币化、财政赤字货币化等方式进行融资。这种借贷模式带来了更重的负担,最终通过增加中产阶级税收或增加货币供应量来解决。不管怎样,中产阶级的财富都会受到损害。问题是这是一个全球趋势。

    税收负担的很大一部分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反映的是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等公共产品的不足。这样,中产阶级也必须为他们孩子的教育存钱

    如果像奥地利学派认为的那样,“系统是自发形成的”,那么“雪崩中没有雪花是无辜的”。如果像西方政治精英们认为的那样,“这个系统是天才设计的”,那么我们要么升得高,要么降得低,总是处于一个巨大的砧板上。

    [资料来源:钛媒体作者:知识产权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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